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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家庭︱谁来做家务?亲密关系里的“权力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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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劳动中的性别不平等是实现性别平等道路上的“最后堡垒”。

近几十年来,性别平等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等公共领域取得了长足进步。根据世界劳工组织的统计,从1960年到2015年,在大多数国家,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稳步提高,教育参与率也大幅增长。在中国,女性参与高等教育和学业表现的人数也超过男性。与此同时,在劳动力市场上,性别工资差距逐渐缩小。

但是,在家庭服务分工中,性别平等进程停滞不前。大多数女性仍然承担着家务劳动的负担。根据中国妇女状况调查数据,在家务方面,已婚女性平均每天花费的时间是男性伴侣的三倍。在过去二十年中,国内和女性劳动时间之间的差距仅略有缩小。基于多国时间使用数据的分析表明,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持续存在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对于许多职业女性来说,在完成工作场所的“第一轮岗位”之后,他们仍然需要回到家中继续做家务的“第二轮”。女性在工作场所和家务劳动的“两个转变”中摇摆不定,其余和休闲时间都受到压缩,因此面临更高的健康风险。

为什么女性的有偿劳动参与和经济地位的提高不会减少两性之间的差距?为什么性别平等在公共领域越来越受欢迎,私营部门的进程停滞不前?如果男人过去做家务因为他们不得不外出赚钱来养家糊口,那么女人现在就要负起赚钱和抚养家庭的责任。他们为什么不能像男人一样拒绝家务?

着名的社会学家齐梅尔在《大都市与精神生活》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金钱数量衡量的是事物本质之间的差异。无色的,无动于衷的金钱成为衡量所有价值观的尺度。”金钱如何衡量和划分劳动分工?当你赚得更多时,你可以少做家务吗?男女收入与分工对分工的影响有何不同?

我最近在《婚姻家庭期刊》(婚姻与家庭杂志)研究中发表了分析世界上最大的家庭动态跟踪调查的研究.英国家庭纵向调查6070对20至59岁的合作伙伴的数据回答了这些问题。与以往的研究相比,我的分析不仅关注劳动参与和收入对两性家庭工作的影响,而且还引入了“家庭金融组织”的概念,全面分析了谁在两个伙伴中赚钱和赚钱。多少,谁管理钱,谁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进行男女两性的工作。

“他”的钱和权力

社会交换理论对亲密伙伴关系持乐观态度:有偿劳动(即劳动力市场参与)和无偿劳动(即家务)之间的合作伙伴之间的分工是寻求家庭利益的最大化。在传统家庭中,男性通常负责赚钱以养家糊口。他们为家庭提供的经济收入被认为是“男性资源”。同时,由于家务劳动等无偿工作通常由女性进行,家务劳动通常被认为是“女性资源”。通过“性别资源交换”维持传统的异性恋关系。

“资源谈判”理论对亲密关系相对“悲观”:合作伙伴在家庭生活中不合作,他们也会通过竞争来夺取权力来决定如何分配家务,而金钱在权力斗争中很重要。芯片。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离婚率急剧上升。当同居或婚姻解散时,资源较少,收入较低的合作伙伴往往面临更大的困难。因此,资源较少,收入较低的合作伙伴在内部家庭谈判中处于劣势,因此在亲密关系中的权力较小。

件地减少他们的家庭工作时间。这还取决于谁在家管理钱,谁有权决定如何花钱。

根据“性别资源交换”理论,一些男人有责任通过将收入交给合作伙伴来管理他们的家庭工作。根据“资源讨价还价”理论,也有一些男性有权管理自己的收入,以赢得不做家务的权利。也就是说,无论是移交还是保留管理收入的权利,男性都可以通过为家庭提供经济贡献来减少家庭工作时间。男性对家庭收入的贡献并不会减少他们彼此分离时对家务劳动的参与。与此同时,男人只有在有权决定如何使用这笔钱的情况下,才能将他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转化为不做家务的权利。

“她”钱和自治

“性别资源交换”和“资源讨价还价”这两种理论并不适用于女性,但这一发现并不令人惊讶。由于性别工资差异和玻璃天花板的存在,与男性相比,女性在劳动力市场上仍处于劣势。因此,无论是在“资源交换”还是“资源讨价还价”,大多数女性都不占优势。这两套家务劳动的逻辑并没有给女性带来好处。

即使一小部分女性的收入远远高于男性,她们对家庭收入的贡献仍然不会减少他们在家务上的时间。事实恰恰相反:大量研究发现,与男性和女性的平均收入相比,女性的收入明显高于男性,从而做家务劳动。

社会学家将这种现象称为“性别展示”或“性别偏差中立”,因为女性收入高于男性的现象“偏离”公共领域的主流性别规范,高薪职业女性通常通过做家务来做。弥补“女性气质”。与此同时,他们的男性伴侣将大大减少他们花在家务上的时间,以“稳定”他们的男性情感。性别概念越传统,“性别展示”现象越突出。

“自治”理论表明,在个人主义占主导地位的现代社会中,伴侣往往优先考虑个人的利益而不是亲密关系中的家庭。经济上独立的职业女性不一定需要与其合作伙伴进行“资源交换”或“资源讨价还价”以确定自己的家务。

职业女性可以独立权衡无偿家务和有偿工作可以带来的回报。当家务劳动带来的回报少于有偿工作时,他们可以选择“放弃”家务。职业女性也可以花钱购买家政服务,并取代他们通过家务劳动外包所需的家务。此外,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由于职业女性在工作上花费的时间更多,在家中花费的时间更少,因此她们也创造了低于全职家庭主妇的“家庭作业需求”。

我的研究发现,虽然女性的个人收入确实可以减少她们的家务时间,但赚钱的工作只是女性获得自主权的起点。只有当女性能够获得和管理自己的收入并决定如何使用她们的收入时,这些收入才能减少女性的家务时间。如果女性想要在亲密关系中减少做家务,仅仅从工作中赚钱是不够的。他们还需要拥有财务管理权和财务决策权(相当于男性合作伙伴)。

家庭财务组织和家务劳动

财务管理和决策权不仅决定了收入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对家庭责任产生直接影响。

在家务劳动分配的日常财务管理中,这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上所述,家庭财务管理可以帮助理财规划者将其收入用作讨价还价的筹码,以减少他们的家务时间。另一方面,财务管理本身就是一项繁琐的家务劳动,家里的财务经理经常直接参与日常购物,购物,住房和住房等日常活动。我的研究发现,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合作伙伴的财务经理都会花更多的时间做家务。

相反,财务决策权力决定了花钱的方式为个人提供了更高水平的“绝对权利”。在亲密关系中,具有财务决策权的一方不一定需要支付劳动力来执行消费决策。作者发现,男性和女性在拥有财务决策权时,将减少花在家务上的时间。

值得一提的是,个人收入的金额和双方的相对收入并不能完全决定财务管理和财务决策权如何在国内分配。在我分析的6070对合伙人中,仍然有相当数量的非收入,或者收入较低的男女,以及合伙人对家庭财务管理和决策权的垄断。与此同时,也有许多高收入男女在亲密关系中无权管理和决定家庭财务。这些发现进一步说明,在理解金钱与家务劳动之间的关系时,仅仅关注收入是不够的,同样重要的是关注家庭内的金融组织。

“钱莉”之外

金钱不是万能的。

谁是赚钱的钱,赚多少钱,家里的钱是谁,如何使用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受到文化环境和性别规范的影响。灌输性别角色规范的灌输从诞生开始。

虽然儿童没有工作来赚钱,但家务中的性别不平等已反映在儿童身上。在总结现有数据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发现,在全球范围内,5-9岁的女孩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比同龄人多30%。这个值是10-14岁的儿童。它高达50%。之前关于儿童家庭工作的研究也支持这一结论:儿童对家务劳动的贡献并非微不足道。虽然成人的性别分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但为了充分理解性别平等的过程,为什么国内部门停滞不前,还有必要探讨在儿童成长过程中如何产生和再现性别不平等。

获得性别角色规范使得家务劳动的不公平分配“正常化”。在一项基于国际社会调查的研究中,通过分析来自全球30个国家的数据,我的研究发现,平均而言,女性花在家务上的时间比男性伴侣多2到3倍,但超过40%的女性做不要以为这样的家务琐事是不公平的。

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正常化”也反映在诸如肮脏和整洁等概念之间的性别差异上。男性不如女性做家务的原因之一就是男性对污垢不敏感,而女性则“天生”对污垢更敏感。这个解释是否站起来了?为此,来自美国和澳大利亚的学者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要求646名男性和女性评估一组照片中不整洁物品的范围。实验发现,男性和女性在肮脏和不整洁方面没有差别。真正的区别在于,由于性别角色规范的影响,面对肮脏和不整洁,女性受试者比男性受试者更有可能对维持清洁负责。

结论

性别平等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计划的核心问题之一。目前的公共政策和公众舆论倾向于关注公共领域的性别问题,如女性劳动和教育参与,性别工资差异等。对一系列关于家务劳动的研究的回顾表明,公共领域的性别平等并未导致家庭内部的性别平等。只是为了将女性的收入转化为伴侣的权力,他们面临着许多障碍,如家庭财务管理和财务决策。要彻底和根本地改变家务劳动中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仅仅考虑资金是不够的。还需要改变的是在亲密关系和“金钱”中不平等的性别规范。

(作者胡杨是英国兰开斯特大学社会学副教授。感谢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博士候选人赵梦瑶。)